中国坚决反对G7操弄涉华议题

在加拿大落幕的G7峰会，再次大肆渲染所谓“中国议题”。

当地时间6月1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七国集团（G7）峰会主席国总结，再次操弄涉华议题，在台湾、南海、东海等问题上说三道四，污蔑抹黑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和“市场扭曲”，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不仅如此，峰会期间，冯德莱恩高调呼吁“联合应对中国”，她甚至亲自携带一块磁铁，借所谓稀土话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将稀土主导地位武器化，并向全球市场转移过剩产能。她表示，G7必须实现关键供应链特别是原材料的多元化，共同应对非市场政策和行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和双重标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郭嘉昆18日在回答深圳卫视直新闻提问时表示，中国产业发展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丰富的人力优势，靠的是真本事，不是靠补贴。

关于稀土问题，郭嘉昆重申，考虑到稀土相关物项具有军民两用属性，中方依据本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采取相关举措，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继续加强出口管制领域对话合作，维护世贸组织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

对于欧盟此时炒作“中国威胁”，郭嘉昆表示，G7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和平，那就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当前东海、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G7应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维护和平稳定的共同努力，停止借涉海问题挑动地区国家关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直新闻采访时表示，“欧盟其实是希望借助美国对华竞争的政策氛围，营造出西方整体对中国强硬的‘共识’，以此增强自身对华谈判的筹码。”董一凡指出，这种“抱团发声”的行为实质上是双向表态：一方面，是在对中国展示强硬姿态，试图迫使中方在经贸、投资等问题上做出妥协；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方盟友、特别是美国，表明其与主流西方舆论保持一致的政治姿态。

“特别是在即将召开的中欧峰会背景下，欧盟选择在G7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多边平台上集中发声，既是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更多谈判空间，也是在对内外释放政治信号。”董一凡说。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并非真正希望与中国对抗，而是企图通过话语先行的方式，塑造中欧谈判的舆论背景。欧盟的表态看似强硬，实则意在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创造有利环境。

“G7”名存实亡：美国双边优先，欧洲苦不堪言

从G7内部看，不难看出，在峰会期间，特朗普的一系列主张与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对欧盟钢铝关税直接飙到50%，令德国车企、法国葡萄酒业叫苦不迭。尽管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当场警告“贸易战让欧洲没钱涨军费”，可英国首相斯塔默却转头就跟特朗普签了个“英美特惠协议”，把英国商品关税降到1.8%，这一行为引发欧盟内部对英国“背叛盟友”的指责。

董一凡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所谓G7联盟并非协作平台，而更像是资源池和影响力的延伸工具。与其通过G7等多边机制谋求共识，不如直接依靠双边谈判更为高效地攫取利益。这种“单边优先、双边博弈”的战略思维，决定了美国对G7等传统多边平台的态度是冷淡甚至轻视的。

董一凡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姿态在当前中东冲突、俄乌战争等多重危机背景下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美国既要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又要推进自身在全球推行的战略主张，因此其对多边平台的“合作意愿”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对“美国优先”政策的依赖，导致其对其他国家利益表现出极低的顾及程度。

“可以看到，G7峰会如今最大的期待，不再是达成多少实质性共识，而是在于是否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正如有的媒体报道，能够在会场上勉强合影，便已是不易。各国对G7的实质作用期待极低，反映出这个曾经西方世界协调立场的关键机制正陷入功能空转。

比如在对等关税问题上，每个国家都在争相推动与美国的双边谈判，力图在具体关税调整中为本国争取最优解。表面上各国口头上呼吁“联手应对”，但实际上，七国集团内部，不仅出现了“6+1”的局面，其余六国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当共同战略目标消失，各怀鬼胎的盟友关系注定难以长久。

“如果说此前的‘关税威胁’还停留在谈判桌上的恐吓，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将可能进入实质落地阶段。”董一凡表示，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会启动反制机制，也预示着未来围绕关税政策的博弈将持续升级，甚至引发新的贸易冲突。“在当前全球经济信心亟待重建的背景下，这种局部谈判式的应急管理方式，充其量只是杯水车薪。”

多边失能、分歧加剧，G7未来走向成疑

外界认为，此次G7峰会，本是各国就全球经济、政治等诸多关键议题进行协商合作的重要契机，然而特朗普的提前离场以及他在峰会上与欧洲盟友的种种分歧，让G7峰会的成果大打折扣。G7集团作为曾经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如今内部矛盾重重，其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董一凡指出，历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经贸议题上往往仅达成原则性共识，极少有真正落地的具体政策，这一传统至今未有改变。因此，期待通过G7机制来一揽子解决对等关税等深层结构性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设想。随着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在“对美反制措施”上逐步推进，G7成员间的分歧与摩擦将愈加明显。在一些关键产业领域，例如汽车、农业、数字服务税等，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矛盾恐将公开化。

董一凡坦言，对于外部投资者、跨国企业乃至各国国内市场而言，真正需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经贸秩序，而非朝令夕改的政治化操作。